特别严重的是，它在大跃进的时代氛围中引发了公安大跃进，这导致全局性的社会大灾难。
这个体制加上党的集体领导难以实现的体制性缺陷，各地在维稳的旗号下埋下了社会稳定的隐患。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领导无法真正加强，其他改革措施也难以顺利实施。
注43事隔八年，这位学者再次指出：越来越多的地方由公安首长担任地方党委常委或政法委书记，这有可能使得案件的公正性难以保证。这是中国走向法治的重要一步。注13《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赵紫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见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与此同时，各级政法委的编制也不断扩展，权力不断强化。注43侯猛：《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政法治理方式——基层政法委员会制度个案研究》，《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注24萧冬连：《文革前十年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34页。64号文件指出：加强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切实保证法律的实施，充分发挥司法机关的作用，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党委和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23]笔者认同周伟教授用相互联系的方法来解释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即体系解释，也承认周教授从语言学的角度论证该规定的外延有一定道理。
作为一项普遍的要求权，受帮助权意味着，国家不享有对呼救者置若罔闻的自由权。[5]近年来已有学者认识到宪法其他部分的人权保障功能，认为宪法其他部分可以弥补宪法权利条文保障人权功能的不足，顺应人权保障的要求。1．从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文义理解应为获得辩护权。[2]另外，从目前我国学者建构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来看，笔者查阅了比较权威的宪法学教材，其都没有将获得辩护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对待。
因此，应将获得辩护理解为被告人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都享有的权利。宪法解释最优先的原则是文义解释，因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强调的是获得辩护的权利，辩护权不符合文义解释的原则。
[8]《德国基本法》第9章司法第103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在法院中都有权按照法律发言。给付的内容包括法律程序。[8]总的来说，由于历史文化和法律传统的区别，普通法系国家重视个人权利和自由，一般将获得辩护权作为基本权利规定在《宪法》中，并明文规定主体、权利行使方式、行使的范围、国家权力的界限、委托律师的主体、时间和场合等程序性条款。[29]五、结论因此，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表述肯定了获得辩护权基本权利的属性，本身不存在需要通过修改才能矫正的问题。
[6]参见[前苏联]B.H.库德里亚夫采夫等：《苏联宪法讲话》（删节本），刘向文译，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13、222页。而获得他人帮助辩护的权利是欧美国家民主革命后引入刑事诉讼的，它体现了社会对国家权力行使的关注，制约国家权力行使的无序，彰显保障被告人权利的理念。[1]1936年《苏联宪法》第9章法院和检察院一节规定：苏联各级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一律公开进行，并保证被告人的辩护权。获得辩护权作为基本权利是人权保障原则的内在要求。
而许可的期限却没有限制，极易被滥用，从而导致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获得辩护权形同虚设。前者是一种现象权利或外在权利，后者是一种本质权利或内在权利。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5项规定将原《刑事诉讼法》第33条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25]认为被告人享有辩护权的规定还主要被限制在审判阶段的观点是对该规定的狭义理解，不符合变化了的社会环境。
自由、财产、生命这一系列实体性权利的重要性决定了获得辩护权的重要性。二是被告人有权请律师或其他公民进行辩护。给付是指国家以积极作为的方式为公民提供某种利益的职责。[29]Scott P. Boylan, Coffee from a Samovar: The Role of the Victim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of Russia and the Proposed Victims Rights Amend-ment to the 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 4 U. C. Davis J. Intl L.＆Poly, Winter, 1998, p.103. 作者简介：尹晓红，上海金融学院。[14]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因此，获得辩护权的主体实质上是每个人，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则表现为被追诉人。
同时被告人有权获得自由的辩护，辩护是免责的。[20]《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3款都强调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
司法原则模式中则两种情况都存在，如吉尔吉斯斯坦、保加利亚、德国规定的主体是任何人。[10]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研究室政治组编：《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277～278页。
法律原则所揭示的内容都是法学中的一般理论或基本思想。[21]所以，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上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被告人有权为自己辩护。
但周教授始终忽略了一点，这种联系不应该局限于一个条文之内，而应参照整个宪法。我国《宪法》同样在国家机构一章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一节中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因此学界通常认为立法者是将获得辩护作为一项司法原则与审判公开原则并列。参见周伟：《宪法依据的缺失—侦查阶段辩护权缺位的思考》，《政治与法律》2003年第6期。《韩国宪法》第12条第4款规定：所有国民均有受到逮捕或拘束时立即得到辩护人帮助的权利。
宪法保护的是所有公民的权利，保障清白者免受不当指控，保障公民有效对抗国家权力的滥用。解释的首要任务除确定制宪者赋予文字的含义外，更重要的是确定宪法条款文字恰当的法律意义。
它应该是一项惠及所有公民的权利，只是只有当一个公民成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这种权利才发挥其实用性（参见童之伟：《与时俱进完善宪法—循十六大精神修宪或释宪的十一点设想》，《法学》2003年第1期）。获得辩护权需要国家积极的行为，国家有给付的职责，因此需要特别予以规定。
因此，各国都以宪法的形式将这一成果加以巩固，[19]一些国际性或地区性的人权公约也将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1954年《宪法》初稿写的是被告人有辩护权，后来修改为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我们可以从当时的制宪讨论中看出立法原意。
既然被追诉人在所有的诉讼阶段均享有获得辩护的权利，那么在非刑事诉讼阶段这一基本权利还存在吗？换言之，获得辩护权的权利主体到底是被追诉人还是每个人？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是在不同的法律层面考察问题。[7]资料来源于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版。参见朱应平：《宪法中非权利条款人权保障功能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27]从这一意义上说，获得辩护权的主体是每个人。
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这一规定不存在需要通过修改才能矫正的问题，有权机关通过宪法解释即可明确其基本权利的属性及规范含义。但是，也应该看到，侦查阶段有其特殊性，应该妥善处理追诉犯罪的需要与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关系，侦查阶段的会见权、调查取证权和阅卷权都应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从现实需要看，侦查是刑事诉讼的起始阶段，承担着查明案件事实，调查取证并证明确系犯罪嫌疑人所为的重任。《俄罗斯宪法》第48条第2款规定：每个被逮捕、监禁或被控告犯罪的人，有权从被捕、监禁或被起诉时起利用律师（辩护人）的帮助。
根据笔者的统计，规定在司法权下的有7个国家，分别是朝鲜、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越南、白俄罗斯、德国、捷克，在权利和司法权中都规定了的有10个国家，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保加利亚、俄罗斯、列支敦士登、罗马尼亚、乌克兰、巴拉圭、巴拿马、秘鲁、尼加拉瓜。从理论上讲，被追诉人并不等于是真正的犯罪人，每个公民都是潜在的被追诉人，都有可能成为刑事诉讼追诉的对象。